
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不确定性成为了全球的一个日常。经过疫情考验之后,在艰难的经济重建中,人才的流行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素。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城市的兴衰。
从澎湃新闻发布的一篇《2020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报告:超6成人才流向五大城市群》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决定未来人才流动的重要趋势,本文将试图从宜居和产业两个角度为您解读:



宜居正成为影响人才流动的核心要素之一;

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产业对于人才的吸引力自不待言,所以才有“孔雀东南飞”等经济现象,这一核心要素仍然没变。但在今天,我们会看到宜居这一要素也正变成影响人才流动的核心要素。
我们先从本次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武汉来看:按道理武汉受此重创,人才流入应该会大幅下滑,但武汉的人才流入仍然稳居前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2017年开始的“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大学生可以低于市场价20%买到安居房或租到租赁房;不满40周岁的留汉大学毕业生可凭毕业证落户,硕士、博士不受年龄限制可直接落户;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的指导性最低年薪标准分别为4万元、5万元、6万元、8万元。根据武汉市委组织部,2017—2019年新增留汉大学生共109.5万人,提前两年完成2017年确定的五年达到100万的目标。

其次在一线城市广州,尽管近年部分舆论有唱衰广州之嫌,但广州的人才流入仍然呈现上升趋势:从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看,四个一线城市北上深广分别为-3.9%、0.5%、0.2%、0.6%,广州最高、北京最低。广州逐年上升,从0.3%升至0.6%、0.2%,主要因为广州发展速度较快、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大学生数量全国最多。根据英国经济分析智囊机构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201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在全球133个城市样本中,上海与深圳排名并列第25位,北京、广州分别排名49、68位;2018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7.8、21.5、23.8、14.8年,广州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2019年广州流入人才的13.3%、5.3%流入贸易、批发、零售、租赁业,以及服务业,明显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
笔者认为,这主要由于人才的流动以年轻人为主,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由于从小有着更为优渥的生活条件,更看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宜居也会成为其选择奋斗或者定居城市的一大核心要素。



产业仍然是影响人才流动的核心要素。

如上文所述,在全球133个城市样本中,上海与深圳排名并列第25位。在一线城市中尽管居住成本位列第一的深圳,人才却也是呈现增长之势:
从2016的-0.2%上升0.2%,主因是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和人才政策有吸引力,用足了“产业+宜居”两大要素。2019年深圳GDP增速6.7%,高于全国平均的6.1%,也高于北京和上海的6.1%、6.0%;2016—2019年深圳平均GDP增速为8.0%,高于广州、北京、上海的7.0%、6.6%、6.6%。深圳还拥有华为、腾讯、平安等众多著名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吸引大量人才。深圳的落户政策逐渐放宽,且补贴幅度较大,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数据,2016年深圳将全日制本科生、硕士、博士的租房相关补贴从6000、9000、12000元分别提高至15000、25000、30000元,2017年落户门槛放宽至35岁以下专科学历人才,对新引进的两院院士和杰出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后备级人才分别给予300万、200万、160万的奖励。
杭州同样如此: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1.0%、1.2%、1.4%,始终为正且逐年攀升,主因杭州以电商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迅速、薪酬超越广州在十大城市中位列第四。2013—2019年杭州常住人口增量从4万逐渐增至55万,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杭州排名全国第一。2016—2019年杭州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3.0%、3.3%、3.3%、3.4%,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2.2%、2.3%、2.1%、2.0%,人才流入明显大于流出,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1.0%、1.2%、1.4%,逐年攀升,2018—2019年居全国之首。
反面的例子是天津和成都,皆因产业不足、工资增长乏力而导致人口净流出:
■天津: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1%、-0.1%,逐年下降且2018年由正转负,主因天津发展速度放缓、2019年GDP增速5.3%在十城中最低且薪资在十城中最低——2019年4季度平均月薪为7813元, 3个行业中天津有10个在十城中位列最后。天津常住人口增量呈下降趋势,2011—2019年从56万降至2万。2016—2019年天津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3%、2.2%、2.2%、2.3%,较为稳定,流出占比分别为2.0%、2.1%、2.3%、2.4%,逐年上升,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1%、-0.1%,逐年下降。

■成都: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3%、-0.3%、-0.6%,始终为负,主因薪资水平较低,重庆与成都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人才从成都净流向重庆。净流出成都的人才较多是因为薪资水平低,2019年4季度成都平均月薪为8326元,在十大重点城市中排倒数第二,13个行业中有7个在十大城市中薪资水平排倒数第二。
成都流入重庆占比达26.4%,高于大部分城市第一来源地占比,主要因为地理位置近且电子产业等具有较强吸引力。2019年重庆流入人才中25.7%流向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高于除杭州外的其余8个重点城市,也明显高于流出人才从事该行业的比例13.1%,其中2019年重庆流入人才中14.4%流向互联网/电子商务的二级行业中,显著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数据,重庆电子商务企业个数2013—2018年从640个增加到2545个;重庆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企业个数2008-2017年从68个增加到540个。重庆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重庆规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45.2%,高于全国2019年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增速的20.8%。




综上所述,对于城市经营者来说,如何营造更有流于产业发展和人才宜居的环境,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要诀;而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如何看清未来的人才流动趋势,对于自身的网络布局和人才队伍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将决定企业把核心资源应该主要投向哪些城市及当地人才,也决定了企业未来在全国乃至全球的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