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企业撤离中国若大面积发生对蓝领就业的挑战与对策

近日，有关“美日企业撤离中国”的消息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据澎湃新闻报道：在4月20日的国家发改委线上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袁达回应道，随着中国迅速控制疫情、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外资基本盘总体上是稳定的，订单完成情况不断好转。3月份以来，在华美资、日资企业投资意愿比2月份明显增强。随着我国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外资企业在华生产经营逐步走向正常，订单完成情况不断好转，外国投资者信心逐步增强，一批外资新项目即将落地。

笔者认为，从当下中国正处于全球最安全经济区的现状来看，资本趋于安全性考虑应该不但不会大面积逃离，而且有可能更加优先选择中国投资作为避风港。但毕竟哪怕在全球化已经持续多年的今天，经济仍然难以与政治脱钩，甚至可以说近两年来政治在最大程度地影响着经济。因此，正如中国人传统一贯强调“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在全球动荡的今天，我们可能也需要思考若美日企业大面积撤离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多年来一直主要依赖制造业就业的蓝领（农民工）来说，该如何去应对值得认真思考；而与此相关的人力资源服务业，或也将面临重构服务模式和价值区。以下的观察与思考供相关人士参考：

毋庸讳言，日美企业在中国吸纳了大量蓝领工人的就业，一旦发生大面积撤离，则会直接冲击蓝领的基本就业。在疫情之前我们可能会想到制造业蓝领可以流向服务业——服务业之前也是解决中国大量蓝领工人的另外一个重要就业渠道，但在此次疫情中除外卖和快递之外，大多受影响程度更大。而且一旦疫情短时间得不到控制，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消费力，服务业也难以为继。哪怕是快递和外卖这样的行业，就业吸纳能力可能也会降低。

因此，要想解决此问题，中国制造必须以自有品牌在外需和内需上实现更好的市场占有率。首先说外需：而想让全世界都爱上中国造，性价比仍然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这也要求中国制造在提升自身品格的同时，能不断地“节能减排”，走高性价比的中国制造路线和塑造自己的国际化品牌。如果能实现这样的发展战略，则外资的产业转移也不会影响到中国的市场地位和就业。

对于内需市场，则应该继续坚持“房住不炒”和“减税”（或补贴）的既定政策，让国民释放出更大的消费能力和需求，形成中国内市场的自我循环，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性。

同时，考虑到庞大的就业人口和国家城镇化的刚性需求，中国制造也应该放弃之前曾一时盛行的“去低端化”言论，应建立覆盖低、中、高三种不同层次的产业链体系，在形成更强闭合能力和就业安置能力的同时，也提供更强的独立性和竞争力。当然，那些高耗能和污染的低端制造业除外。

其次，在全球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影响的当下，粮食问题却成为多国关注的焦点，或许，中国未来的农林业也将成为普通劳动者就业的另一重要渠道。特别是对那些年龄偏大，在就业市场上明显处于劣势的蓝领工人来说，回家收拾荒废的田园，保证基本的生存可能比在城市更容易。当然，建议国家也能加大对农产品销售的支持力度，在必要的时候给予一定的价格补贴，增加农业生产人员的积极性，更好地实现稳就业和保障基本民生。

在以往“用工荒”普遍存在、蓝领工人流动性巨大的情况下，以刚需招聘为核心的业务体系外延（人事代理、岗位外包、专业外包等）是大多数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的业务模式，其溢价也不少来源于招聘体系。但若日美企业发生大面积撤退，则持续多年的“用工荒”或将逆转，蓝领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重回“买方市场”，则蓝领工人的流动性也将大幅降低，这个时候依靠招聘为基础的业务模式就将面临巨大挑战。

因此，对于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来说，是否能真正的成为企业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的专家，业务能否实现“比企业更专业”就将成为其立身之本。届时，包括员工关系管理、薪酬福利管理、人才的培养与保留、员工职业生涯规划、企业文化打造、创新的员工活动、高级人才招募与管理等更需要靠专业立足的业务或将成为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的主营业务，专业实力成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那么，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要想获得更长足的发展，从现在开始或许就该放弃从前过于粗放式的发展和服务模式，而应该在专业素养、内部团队提升上下功夫了。

当然，对于疫情下更注重成本控制的企业来说，灵活用工也将变得更加刚需，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此方面或将获得更好的机会。但与此相对应的是，基于公共管理部门对于民生和稳定的刚性要求，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社会保障上或将承担更多责任，相应的成本也将增加。